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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13:09:31【3409754】
言,政府大病免费救助无疑是雪中送炭,甚至是拯救生命。这有利于树立政府形象,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也有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第二,有利于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破除“以药养医”,更好地解决“看病贵”问题。作为政府实施的重大卫生民生工程,免费救治项目一律实行按病种统一标准,严格限价执行。实际上从补偿机制上,倒逼医疗机构必须合理诊疗,自行约束抗生素、激素、高价药、滥检查。第三,不用新增更多的财政投入,具有可操作性。按现行报销政策,诸多大病能报70%左右。政府只需将医保资金、民政救助、上级项目等整合好,保证必要组织实施经费,即可做到对困难群众大病的免费救治。2009年和2010年江西省分别启动了全省范围白内障、儿童唇腭裂和儿童先心病、白血病免费救治,2011年启动了全省范围尿毒症患者免费血透。截至目前,已免费实施白内障手术183992例,唇腭裂手术8186例,儿童白血病383例、先心病4323例。作为财力有限的中部欠发达省份,江西的实践表明,建立健全重大疾病保障机制,对绝大多数地方而言,财力是可以承担的。建议:1.提高大病免费救治普惠水平。国家层面每年选取一些临床路径明确、诊疗效果明显、群众意愿迫切,而整合政府和社会资金就能够承受的病种,列入免费救治范围。多实施投入不多但效果明显的卫生民生工程项目,发挥好国家卫生项目资金的引导作用。2.减轻个人医药费用负担。着力提高重大疾病的报销比例和救助力度。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制定有利于体现公益性的补偿政策,取消药品加成;推进总额预付、按病种付费等支付方式改革,实行医疗器械及耗材以省为单位集中招标采购,倒逼医疗机构合理诊疗,控制费用。3.重点加强县级医院卫生能力建设。中央财政在加大对房屋、设备投入的同时,应更加重视基层机构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全科医生培养和执业医师招聘力度,加快构建具有实质意义的区域性、城乡间对口支援帮扶培训协作网络,使县级医院尽快真正成为百姓大病住院治疗的首选。4.引导商业保险参与。出台相关政策措施,调动商业保险积极性,引导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开发新险种,扩大大病保障范围,提高总体补偿水平。 中新网3月10日电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山东省副主委、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今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发言时表示,中国目前收费公路总里程及所占比例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他建议取消普通公路收费,降低高速路收费标准,同时还要改革“统贷统还”政策。孙继业说,“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是改革开放初期,公路交通严重滞后、国家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出台的一项政策,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一是收费公路过多。公路是公共产品,自古以来修桥铺路都是政府的义务,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公路是免费的。即使收费的国家,收费公路占道路总里程一般不超过1%。如美国收费公路仅占公路总里程的0.1%,占高速路的8.8%。我国收费公路虽然只占总里程的4%,但400万公里公路总里程中包括了350万公里的农村路,95%的高速路、61%的一级路都是收费公路。收费公路总里程及所占比例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二是收费站点过密。相邻收费站的间距不得少于50公里,这个规定已经太近;但许多地方得寸进尺。据审计署公布,在被审计的18个省、市中,收费站点就达4328个,平均每个省240个。如西部某省284个收费站中,有131个间距不合规,其中10个收费站间距不到10公里,过往车辆不堪其扰。因收费造成的堵车现象越来越严重,司机们经常怨声载道。三是收费标准过高。由于将收费年限和收费标准的制定权下放给地方政府,从而导致收费标准不一。如轰动一时的天价过路费案,郑石高速大型货车的收费标准相当于京石高速的3倍、京津塘高速的6倍。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披露,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行费是全世界最高的之一。2010年,各省路费日均进账均超千万,19家路桥上市公司毛利率高达59%,成为最暴利的行业之一。高速公路成为“高价公路”。目前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80%,其中过路费占运输成本的三分之一。为降低运输成本,不少车主违规超载,导致交通事故频发,给人民生命安全造成严重伤害。四是收费期限过长。“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年,但“经营性公路”收费期限可放宽至25年,于是不少“政府还贷公路”摇身一变,变“性”为“经营性公路”,成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和“摇钱树”。如首都机场高速立项时为“政府还贷公路”,后来变“性”为“经营性公路”。京石高速收费年限竟达42年。人民群众对这种“收够了还收”、“没完没了”的做法十分反感又无可奈何。孙继业说,由于收费公路存在种种问题,不仅增加了经济运行成本,加重了民众负担,影响了通行效率,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形象。有关部门多次对收费公路进行治理,但久治不愈。究其根源在于不少地方把公路收费视为稳定的财源。因此不痛下决心,不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改革,是不可能解决的。他为此建议:——取消普通公路收费。普通公路属纯公共产品,应是政府无偿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汽车使用者已经缴纳了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燃油税等税费,不应再重复交过路费。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已经具备了还公路公益性的条件和财力。建议取消普通公路收费,停止普通公路改制为经营性公路,让公路真正姓“公”。——降低高速路收费标准。高速公路属准公共产品,可以合理收费,但也不能收费绵绵无绝期,收费期限届满后应终止收费。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车流量将大幅增加,适当降低收费标准,对投资回收和合理回报影响并不是很大。——改革“统贷统还”政策。虽然去年开展过收费公路清理工作,但很多超期收费站仍然没有撤掉,主要依据是“统贷统还”政策。各省收费公路之所以敢欠债2.3万亿,主要原因也是依赖“统贷统还”。由于公路不断在修建,“统贷统还”实际上成为变相延长收费期限的一个借口。应该改革“统贷统还”政策,凡是超过收费期限的收费站坚决予以拆除。“要设身处地地理解老百姓盼望收费公路改革的心情。”孙继业说,要让公路真正姓“公”,让公路真正成为“顺心路”,成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路”。 新华网北京3月10日电 (记者 程子龙 常志鹏)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多年来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但如何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各地有着不同的探索。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朱清文提出:强农富农应充分激活乡镇村等单元的活力。朱清文代表说,目前农村经济发展、农村事业建设、农村社会服务和管理、农民生活水平和素质的提高、农村的和谐稳定、农业的抗灾和救助保障等任务十分繁重,而这些都靠乡镇村基层政权组织来具体承担和完成。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乡镇村则是基础的基础,地位作用极其重要。要承担起这样的任务,不仅需要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政权,还需要较强的经济实力做保障。朱清文代表认为,我国许多农村地方乡镇单元的设置是市县单元的10倍至20倍,村级行政单元则是市县单元的100多倍。因此充分激活这些行政单元活力,壮大其发展力量,完全可以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撑点,形成“1+X”的倍增效应。朱清文代表举例说,建立乡镇或村的实体财政,可成为激活乡镇村单元活力的有效办法。绥化市所管辖的安达市从2004年开始,一直实行乡镇实体财政,对乡镇或村招商引资来的企业,县级财政应留成的税收,安达市都直接留给乡镇或村里。这样极大激发了乡镇村发展的积极性,仅2011年乡镇村就引进30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52个,当年有3个乡镇财政收入在亿元左右,最高的先源乡达到1.83亿元,一个村的村级收入逾200万元。由于激发了乡镇村的活力,安达市的经济实力也由全省居中位置跃升至第2位,农业增长的同时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农村公益事业迅速发展。朱清文代表认为,目前国家和省里向市县放权激活了县域经济,市县也完全可以探索着向乡、村放权,以激活乡村的发展活力,从而激活整个农村发展一盘棋。 新华网北京3月10日电 (记者查文晔王建华)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海南省主委施耀忠10日表示,中国应高度重视重金属污染问题,建议加强环境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环境应急能力建设,严格防控重金属污染源,强化监管工作责任追究,强化环境安全信息公开。施耀忠委员是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提出上述建议的。他表示,中国的重金属污染仍处于频发态势,出现了由工业向农业转移、城区向农村转移、地表向地下转移、上游向下游转移、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的特点,对民众健康和农产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施耀忠委员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环境隐患排查整治。要按照部署,继续加强重金属排放企业的污染源排查,梳理出重点区域、重点企业中的重金属污染环境隐患,及时制定整治方案,明确整治目标、时限、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确保环境安全。第二,加强环境应急能力建设。要逐步建立起一支业务精、能力强、装备好的环境应急队伍,全面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要积极帮助重点企业科学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明确风险防范重点,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处置能力。第三,严格防控重金属污染源。要坚决杜绝以牺牲人民群众健康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污染工程”。对企业偷排偷放、超标排放、治理设施运行不正常等环境违法行为造成污染的,要予以严惩;对重金属污染事件造成环境破坏和恶劣社会影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企业法人和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第四,强化监管工作责任追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对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由于重金属污染治理不力而带来的环境破坏和损害人民群众健康的事件,严肃追究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责任;对各级政府的相关部门审批把关不严、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重金属污染事件的,严肃追究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责任。各级检察机关要对重金属污染事件背后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索贿、受贿等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五,强化环境安全信息公开。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公开环境安全信息,营造鼓励守法、震慑违法、有效遏制中国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的舆论氛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首提“完善网络法律制度”。 代表评说 首部网络立法草案今年或征民意 如无意外,中国首部关于规范互联网的法律草案将在今年出台并征求社会意见。 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韩德云昨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任何一条法律出台,前提条件是必须纳入立法机关本年度的工作规划。 显然,制订相关互联网领域的法律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纳入今年的工作日程。 网民5亿多 “办法”很多却无“法”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童国华带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的建议,建议中提到:加快网络立法进程,以明确权责,有效打击网络犯罪,保证网络的健康发展。 之所以提这个建议,是因为在网民超过5亿的今天,网络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虚假信息、非法入侵等行为时有发生。 2000年9月前,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互联网的经营管理办法》、《关于互联网的安全管理办法》、《关于互联网的信息上网管理办法》、《关于互联网上的专线管理办法》和《关于协调互联网上网资费的管理办法》等诸多“办法”。 2009年9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该办法被称为是前面数个“办法”的“合法集成”。 后来,国家又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等。 尽管“办法”很多,但很明显这些“办法”和“条例”都不是规范互联网行为的正式法。 “网络实名制”是必然 但不能束缚个人发言 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律师施杰认为“实名制”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互联网立法应该包括对“实名制”的要求。 “互联网立法和其他立法一样,都属于规范人们有序生活的制度。一方面它最大限度地尽可能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实现,比如言论自由权。但另一方面,它也会设置一些你权利行使的边界,从而来避免你由于不当的行使权利对别人的权利造成侵害。”施杰认为,互联网立法的目的应是为了在这个平台上不被别人伤害,也不会去伤害别人。所以他很赞成网络实名制。他认为网络实名制应该是互联网 澳门高新技术交易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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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山东省副主委、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今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发言时表示,中国目前收费公路总里程及所占比例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他建议取消普通公路收费,降低高速路收费标准,同时还要改革“统贷统还”政策。孙继业说,“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是改革开放初期,公路交通严重滞后、国家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出台的一项政策,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一是收费公路过多。公路是公共产品,自古以来修桥铺路都是政府的义务,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公路是免费的。即使收费的国家,收费公路占道路总里程一般不超过1%。如美国收费公路仅占公路总里程的0.1%,占高速路的8.8%。我国收费公路虽然只占总里程的4%,但400万公里公路总里程中包括了350万公里的农村路,95%的高速路、61%的一级路都是收费公路。收费公路总里程及所占比例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二是收费站点过密。相邻收费站的间距不得少于50公里,这个规定已经太近;但许多地方得寸进尺。据审计署公布,在被审计的18个省、市中,收费站点就达4328个,平均每个省240个。如西部某省284个收费站中,有131个间距不合规,其中10个收费站间距不到10公里,过往车辆不堪其扰。因收费造成的堵车现象越来越严重,司机们经常怨声载道。三是收费标准过高。由于将收费年限和收费标准的制定权下放给地方政府,从而导致收费标准不一。如轰动一时的天价过路费案,郑石高速大型货车的收费标准相当于京石高速的3倍、京津塘高速的6倍。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披露,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行费是全世界最高的之一。2010年,各省路费日均进账均超千万,19家路桥上市公司毛利率高达59%,成为最暴利的行业之一。高速公路成为“高价公路”。目前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80%,其中过路费占运输成本的三分之一。为降低运输成本,不少车主违规超载,导致交通事故频发,给人民生命安全造成严重伤害。四是收费期限过长。“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年,但“经营性公路”收费期限可放宽至25年,于是不少“政府还贷公路”摇身一变,变“性”为“经营性公路”,成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和“摇钱树”。如首都机场高速立项时为“政府还贷公路”,后来变“性”为“经营性公路”。京石高速收费年限竟达42年。人民群众对这种“收够了还收”、“没完没了”的做法十分反感又无可奈何。孙继业说,由于收费公路存在种种问题,不仅增加了经济运行成本,加重了民众负担,影响了通行效率,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形象。有关部门多次对收费公路进行治理,但久治不愈。究其根源在于不少地方把公路收费视为稳定的财源。因此不痛下决心,不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改革,是不可能解决的。他为此建议:——取消普通公路收费。普通公路属纯公共产品,应是政府无偿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汽车使用者已经缴纳了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燃油税等税费,不应再重复交过路费。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已经具备了还公路公益性的条件和财力。建议取消普通公路收费,停止普通公路改制为经营性公路,让公路真正姓“公”。——降低高速路收费标准。高速公路属准公共产品,可以合理收费,但也不能收费绵绵无绝期,收费期限届满后应终止收费。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车流量将大幅增加,适当降低收费标准,对投资回收和合理回报影响并不是很大。——改革“统贷统还”政策。虽然去年开展过收费公路清理工作,但很多超期收费站仍然没有撤掉,主要依据是“统贷统还”政策。各省收费公路之所以敢欠债2.3万亿,主要原因也是依赖“统贷统还”。由于公路不断在修建,“统贷统还”实际上成为变相延长收费期限的一个借口。应该改革“统贷统还”政策,凡是超过收费期限的收费站坚决予以拆除。“要设身处地地理解老百姓盼望收费公路改革的心情。”孙继业说,要让公路真正姓“公”,让公路真正成为“顺心路”,成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路”。 新华网北京3月10日电 (记者 程子龙 常志鹏)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多年来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但如何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各地有着不同的探索。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朱清文提出:强农富农应充分激活乡镇村等单元的活力。朱清文代表说,目前农村经济发展、农村事业建设、农村社会服务和管理、农民生活水平和素质的提高、农村的和谐稳定、农业的抗灾和救助保障等任务十分繁重,而这些都靠乡镇村基层政权组织来具体承担和完成。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乡镇村则是基础的基础,地位作用极其重要。要承担起这样的任务,不仅需要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政权,还需要较强的经济实力做保障。朱清文代表认为,我国许多农村地方乡镇单元的设置是市县单元的10倍至20倍,村级行政单元则是市县单元的100多倍。因此充分激活这些行政单元活力,壮大其发展力量,完全可以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撑点,形成“1+X”的倍增效应。朱清文代表举例说,建立乡镇或村的实体财政,可成为激活乡镇村单元活力的有效办法。绥化市所管辖的安达市从2004年开始,一直实行乡镇实体财政,对乡镇或村招商引资来的企业,县级财政应留成的税收,安达市都直接留给乡镇或村里。这样极大激发了乡镇村发展的积极性,仅2011年乡镇村就引进30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52个,当年有3个乡镇财政收入在亿元左右,最高的先源乡达到1.83亿元,一个村的村级收入逾200万元。由于激发了乡镇村的活力,安达市的经济实力也由全省居中位置跃升至第2位,农业增长的同时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农村公益事业迅速发展。朱清文代表认为,目前国家和省里向市县放权激活了县域经济,市县也完全可以探索着向乡、村放权,以激活乡村的发展活力,从而激活整个农村发展一盘棋。 新华网北京3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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